高塔与水坝

两支工程队，同时往天上爬。

一支由日本公司领头。

另一支来自韩国。

工地把两座塔分给他们，各建一座。工程记录把施工过程形容为一场登顶竞赛；后来，韩国团队负责的第二座塔先抵达最高处。^1,2

这当然是一场工程竞赛。

可是在九十年代的吉隆坡，它也像一只巨大的时钟：楼层一层层增加，仿佛在倒数一个国家抵达未来还要多少天。

把未来浇进混凝土#

双峰塔不是从地面开始的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，挖掘机先向地下开挖。泥土夜间一车车运走；每座塔的筏形地基，后来都要连续五十四小时浇筑约一万三千二百立方米混凝土。地基往下伸，最深处达到约一百二十米。^3,9

这里要停一下。

高塔最先完成的部分，恰恰是没有人看见的部分。

国家建设也是这样。剪彩时人人看见玻璃、钢骨和尖塔；真正决定它站不站得住的，却是埋在地下的技术、融资、监督和人才。

双峰塔的设计采用伊斯兰几何图案，工程方则把它说成马来西亚进入全球经济的象征。它不仅是办公楼，也是一项公开宣言：这个曾经主要靠橡胶、锡和原油被世界认识的国家，现在要用自己的天际线说话。^3,1

而且，高塔不是孤零零出现的。

同一张国家蓝图上，还有机场、道路和一座尚未长成的行政城市。

一条走向南方的走廊#

吉隆坡以南，Sepang 的油棕园和村落之间，另一批测量人员正在划线。

旧的 Subang 机场扩建空间有限，政府决定另建国际机场。一九九四年，马来西亚取得日元贷款推进工程；KLIA 后来在一九九八年启用，第一阶段可每年处理二千五百万人次。^4,5,10

机场带来的不只是航站楼。

相关研究后来发现，周边的新市镇、道路、学校与服务业跟着出现，一些原本依赖农业的居民转进运输、商业与酒店工作。换句话说，这类工程不只是“摆给外国人看”；它确实能够改变一整个地区的就业与土地用途。^5,10

机场与吉隆坡之间，还要放下一座新的联邦行政中心。

一九九三年，政府选中 Prang Besar；总体规划在随后两年成形，布城被设计成“花园里的城市”，也被放进通往新机场的南部发展走廊。^6,7

高塔负责告诉世界马来西亚已经到了。

机场负责把世界接进来。

布城则要为国家机器另造一个地址。

如果只看这张地图，眼前像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路。

可是把地图向东翻过南中国海，故事会出现另一种线。

那是一条将被水覆盖的河。

水坝地图上的十五个社区#

Bakun 计划修在砂拉越 Balui 河上。设计装机容量二千四百兆瓦；水库水面约六百九十五平方公里。支持者看见的是电力、工业和区域发展，受影响的 Orang Ulu 社区首先看见的，却是祖地、河流与长屋必须重新计算。^11,12

九十年代中期，当吉隆坡的高塔往上长时，Bakun 的地图已经把未来的水面画了出来。

地图上的蓝色很安静。

它不会告诉你，一条河同时是道路、渔场、食物来源，也是几代人的地名册。

后来发生的事可以反过来告诉我们，当年的线意味着什么：一九九八年，十五个社区迁往 Sungai Asap。当地行政资料记录受影响人口为九千四百二十八人，来自 Kayan、Kenyah、Lahanan／Kajang、Ukit 与 Penan 社群。^11,12,13

房屋与土地可以估价。

河边采集食物的范围、祖先留下的墓地、一个社区彼此照应的距离，却很难塞进同一张赔偿表。

对 Sungai Asap 居民的研究发现，争议不只在赔偿金额，也在制度主要计算有市场价格的房屋和土地，却难以补偿社会、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损失。后续调查还记录了土地质量、谋生机会及赔偿延误等问题。^11,12

这不表示水电没有价值。

也不表示每一座大工程都不该建。

它只揭开了一件高塔看不见的事：同一个“国家发展”，收益可以由许多人分享，最集中的代价却可能先落在少数社区身上。

繁荣不是幻觉#

说到这里，最容易犯的错误，是把九十年代的一切繁荣都说成骗局。

数字不支持这种写法。

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六年，马来西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百分之九。制造业、出口、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都在扩张；政府财政在这个时期并非年年赤字，九十年代中期还出现盈余。^8,14

工作是真的。

工厂是真的。

公路、机场和城市扩张也是真的。

普通家庭不需要读经济报告，也能从招聘广告、建筑工地、新汽车和新住宅区感觉到变化。

因此，把整个年代写成“借钱搭起来的布景”，并不比把每一项工程都写成伟大成就更诚实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，不是繁荣真不真。

而是繁荣怎样付账。

钱从哪里进来，又往哪里去#

高速发展需要大量机器、设备和服务。许多东西必须从国外进口，于是流出去的外汇一度比出口及其他经常收入带回来的更多。

一九九五年，马来西亚经常账户赤字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；同一时期，货币供应与私人部门信贷也在快速扩张。^8,14,15

这些现象不是同一件事。

经常账户赤字说明整个经济体对外支付超过当期收入，需要资本流入补上。

信贷上升则说明银行体系把越来越多资金借给企业与家庭。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期报告记录，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三年的资本流入以长期资金为主，同时也有短期资金增加。到一九九六年，马来西亚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报告仍称，经常账户赤字主要由长期资本，尤其企业投资融资。^14,15

所以，不能说双峰塔、KLIA、布城和 Bakun 都由同一袋“热钱”支付。

它们各有不同业主、贷款、股本和公共安排。

但是，当一个经济体习惯高投资、高信贷与持续资本流入，风险就会悄悄改变：工程仍在施工，账却越来越需要明天的增长来证明今天的决定。

看得见的，与看不见的#

一九九五年，选民看见什么#

我们已经知道，亚洲金融风暴后来会来。

当时的选民不知道。

他们眼前的证据，是双峰塔正在上升，新机场与新行政中心正在动工，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。Bakun 的集中代价，则发生在离半岛政治中心很远的河谷，并且要到后来迁移真正发生时，才完整进入更多人的视野。^6,8,11,12

历史书从结局往回看，很容易把所有裂缝都画得清清楚楚。

投票的人却只能站在当下。

一九九五年四月，投票箱再次摆到全国各地。选民要判断的，不是多年后写成的危机报告，而是眼前这一片仍在上升的天际线。

他们给出的答案，会把国阵推到它从未再回到的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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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篇：《顶点》。当选票一张张倒出，执政联盟拿到的不只是一场胜利，而是一张几乎没有人敢说“不”的政治授权。可是站到最高处以后，下一步还能往哪里走？